近期动态

作者介绍：

申琦，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老龄数字沟通与传播、数字包容与老龄社会治理。

蔡耀辉，苏州大学传媒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老龄社会治理。

摘 要：本文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中的LDA主题模型与朴素贝叶斯模型,对“小红书”平台上都市女性发布的87750条博文展开数据挖掘与分析后发现,她们主要围绕生育价值、养育成本、身体痛苦、配偶责任及女性权益等话题展开讨论;各类话题的情绪传播呈现动态交织、胶着博弈的过程,而非“恐婚”“恐育”等负面情绪为主导的简单极化。总体来看,计算生育已成为都市女性的新型生育观,其背后是一种对自己和生育问题更加负责任的态度。未来应重视社交媒体平台“以我为主”叙述话语产生的情绪启动效应及其对情绪传播的影响,构建中国式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舆论环境。

一、引言

生育既是家事,也是国事。在家庭内部,生育关乎家庭传承、延续与结构功能的完善。在国家层面,生育事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人口质量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PP31-34)。随着人口衰减趋势加剧,近年来国家逐渐放松生育限制,颁布“全面三孩”等政策,推出优化生育服务,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等措施[2](PP23-42),然而成效不甚显著。原因在于,生育意愿的达成不仅受客观条件影响,还受个人的主观意愿和决策的限制。其中,主观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拥有着“一票否决权”[3](PP419-443)。作为在育龄女性中占比较大、教育背景较好、生育质量较高的都市女性[4](PP16-27),她们的生育意愿对提振中国人口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关注。

已有研究证实,社交媒体在引导青年女性生育话题讨论方向、形塑其生育态度、影响其生育意愿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5](PP39-55)。通过算法推荐、媒介涵化等方式,社交媒体将生育话题的直接用户与潜在受众汇集成群,并使其围绕着生育话题展开讨论。在经历多轮情绪感染与共鸣后,参与者通常在无意识状态下主动向社群内“主流化”的生育态度靠拢,间接改变其原初生育意愿[6](PP54-66)。然而,既有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多为整体性观察所有女性在社交媒体上的生育话题讨论与生育意愿表达,缺少细而深地探查不同地区、经济禀赋、教育背景下女性的异同。实际上,城乡女性由于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存在差异,她们的生育态度、意愿和行为对人口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影响也不同。二是基于研究者自身的生活体验和网络浏览感知,在研究中预设“生育恐惧”或“抗拒生育”等情绪倾向展开数据收集与分析,这种以“不愿意生”观点先行的研究有失客观,无法反映社交媒体上实际的女性生育意愿。三是微博、知乎等社交媒体平台作为多元用户交互的场域,用户男女性别比基本持平,其间的大量观点和意见表达并不局限于女性本身,但通常被研究者认为代表了女性的整体意见与态度,这可能会误导社会与政策制定者对于女性真实生育意愿与态度的判断。

近年来,“小红书”已成为都市女性信息检索、意见表达、观点分享的重要社交媒体平台。都市女性在“小红书”上通过话题标签,主动获取、参与和分享相关话题的见解,并在围绕着相关话题的讨论中传播自身的真实情绪[7](PP15-23)。情绪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体验”,其中蕴含着对社会现实或现象的态度,存在相互感染的传播倾向,决定着群体行为的选择[8](PP92-94)。社交媒体时代,借助算法推送与社会关系网络,个人情绪得以快速启动与扩散,并最终形成一种带有群体极化色彩的社会情绪进而影响着公众舆论。这种“一边倒”式的群体极化,实际上是情绪传播复杂性和动态性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尽管对某类话题的讨论可能包含各种情绪,但在传播过程中总是突出表现为以某一种情绪为主导,进而左右甚至裹挟着公众的意见表达,导致最终看到的都是某一种情绪和观点,这极大地干扰了公众对于话题原本的判断与思考,需要高度重视。有鉴于此,本研究拟通过对“小红书”平台上关于生育话题的讨论,深入观察围绕着生育话题都市女性都在讨论什么,她们的情绪倾向如何,以及这些讨论和情绪背后意味着什么。

二、文献回顾

(一)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生育意愿并非简单关涉“生”与“不生”的问题,其间包含着生育风险、经济资本、家庭关系、社会支持、组织政策、文化规训等多方面考量[9](PP44-59)。随着时代变迁,学界对“生育意愿”的界定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早期认为生育意愿反映的是人们对是否生育子女的期望和态度[10](PP93-102);在“全面二孩”背景下,生育意愿被认为是个体对生育子女数量、性别以及时间的意见表达[11](PP59-71)。整体而言,生育意愿是个体和家庭对生育问题的心理认知和态度倾向,会通过相应的话题讨论和情绪表达呈现出来。

已有针对女性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围绕社会因素(如经济、文化、宗教、地域和政策)和个人因素(如受教育程度、收入、年龄、健康状况、婚姻关系、职业和价值观念)两个方面展开[12](PP55-67)。然而,这些研究中存在相关数据来源重复、缺乏对除社会和个人因素外第三方要素的考察以及缺少探究女性群体在生育话题上的自我认知与理解等问题,使得当前生育意愿研究未能对低生育意愿的深层原因进行发掘和机理分析[13](PP1-12)。并且,由于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较为多元,涉及社会心理和价值观,故而不同地区、文化、教育背景的女性对生育问题的认知和考量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农村地区小学学历女性的生育意愿显著高于其他学历的农村地区女性[14](PP221-236)。这提醒我们应将女性群体进行分层讨论,进一步明晰不同女性群体对待生育问题的差异化评估。都市女性作为加快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她们的生育意愿值得关注。一方面,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都市女性所占育龄女性比例越来越大,已成为生育的主要群体;另一方面,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以及“信息传递困境”被打破,农村女性正向城市女性的生育态度靠拢,二者之间的生育意愿正逐渐趋同[15](PP119-140),这使得都市女性的生育意愿可能变得更为重要和有影响力。

(二)社交媒体上的情绪传播与生育话题

“情绪传播”(emotional contagion)一词起源于心理学,认为情绪性语言可以传递认知概念,进而在传播过程中对其他个体的情绪产生刺激[16](PP85-93)。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从信息分享的视角出发,指出情绪会像新闻信息一样借助人际网络进行传播和扩散[17](PP382-400)。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情绪传播的研究多围绕着情绪传播的过程与影响展开,认为公众的理性讨论有被“情绪化狂欢”所取代的趋势,情绪极化已成为社交媒体讨论中的常态[18](PP146-150);同时,情绪本身并不会消弭,而是以一种情感规则和结构形式储存在大脑的记忆中,成为一种“情绪唤起习惯与认知模式”[19](PP53-59),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态度与行为。社交媒体上的情绪传播被认为是个体或群体的情绪表达、感染和分享行为,其传播的内容不只是情绪信息,还包含情绪因素或由情绪因素引发的事实性信息[20](PP51-57)。情绪传播可以忽略事实本身,在唤起人们的情绪后,将情绪作为传播对象进一步扩散。借助着社交媒体的圈层化传播模态,情绪传播能够去除信息阅读壁垒,渗透至私人社群中,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唤起个体的“共情”行为,诸如“抛开事实不谈,你就没有错吗”等网络句式即是情绪传播的表现。在情绪传播成为主流传播方式的背景下,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的内容不必是表达严谨的客观事实,但需要是包含任意情绪元素的文本。作为公众态度的一种重要体现,情绪传播对于用户认知事件的本质有着直接影响,情绪传播正成为考察公众社交媒体平台信息交往行为的重要渠道。

既往有关社交媒体生育话题的研究中,学者虽未直接考察其中关于生育话题讨论的情绪倾向,但都不同程度上提及情绪传播带来的影响。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体上的夸张化表达,可能引发用户的焦虑情绪,进而使个体增强对于生育风险的感知,降低生育意愿[21](PP14-20)。从反情绪的视角来看,客观的生育伤害陈列会为热情的育龄女性浇上一盆“冷水”,进而促逼其反思自身可能在生育过程中的得失,加剧其对生育行为的排斥[22](PP78-79)。本研究以“小红书”平台上都市女性生育话题的讨论为切口,将首次考察其间关于各类话题的情绪倾向与传播情况。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小红书”已成为都市女性重要的话题讨论地。截至2024年1月,“小红书”用户已超过3.5亿,其中女性占比近80%,18-34岁人群占比达77.86%,一线与新一线城市用户合计占比近70%,用户都市化特征显著。本研究选取“小红书”作为数据挖掘的平台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其一,社交媒体通常因其不同的特征和属性,拥有着不同的用户群体和内容。例如,微信由于其私域属性常被用作熟人互动与社会交往的工具;微博则由于其公域讨论属性被视为信息获取的平台。与微信和微博不同,“小红书”将自身定义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分享平台”,强调“分享”特征和社区性,发布的内容更多包含个人经验与真实体验。其二,“小红书”拥有得天独厚的社区生态,基于陌生人社交的弱连接能够缓解用户社交倦怠与反连接的症状,使其畅所欲言地“吐槽”自身真实经历而不怕被现实关系所束缚。因此,本研究认为“小红书”上关于生育话题的讨论,能够一定程度上代表都市女性真实的生育意愿和态度。

(二)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在考虑研究样本正面、中性与负面情感倾向后,以“#生孩子”“#生娃”“#生育”“#想生孩子”“#不想生孩子”“#想生娃”“#不想生娃”“#想生育”“#不想生育”九个讨论热度较高的话题为关键词,通过Python脚本采集了2019年7月16日至2024年2月26日期间“小红书”上关于这九个话题讨论的全部博文,共计获取博文104283条。在去除空白和无关博文后,剩余博文87750条。由于中文的词语之间没有明显的空格分隔符,计算机无法直接识别词与词之间的界限,因此研究者对87750条有效博文使用Jieba包进行分词清洗,并对清理后的文本进行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主题分析和基于机器学习的情绪分析。

LDA作为一种主题建模法,通过将文档视作潜在主题的随机混合(random mixtures),基于“词袋”(bag of words)处理从去词序的角度考察词分布情况[23](PP455-469),并由此提取和呈现基于词分布的主题特征。通过LDA主题建模,我们能将采集到的博文自动分类聚合成数个主题。基于大数据分析文本情绪的主流方法可分为基于词典和基于机器学习两大类[24](PP9-11),后者以监督学习算法为代表,通过训练机器学习模型以预测文本中可能的情绪倾向。本研究构建基于朴素贝叶斯(Naive Bayes)算法的机器学习模型判断“小红书”博文的情绪倾向,分析生育话题情绪的演化过程。该模型根据贝叶斯准则和条件独立性假设,先通过训练数据学习输入特征和输出标签的联合概率分布,然后计算后验概率分布,并依据后验概率最大化的原则预测输出结果[25](PP13-24)。本 研究随机选择所采集数据中的1000条,人工标记情绪的正负倾向,作为训练语料集训练朴素贝叶斯模型。训练完成后,将分词后的博文文本向量化以作为输入特征,模型即可预测出该条博文的情绪倾向值。作为概率,情绪倾向值介于0到1之间,越接近1则说明该博文表达的情绪越积极,越接近0则情绪越消极,根据过往研究经验, 情绪倾向值介于0-0.3之间的博文为消极,介于0.3-0.6之间的为中性,介于0.6-1之间的为积极[26](PP92-106)。本研究构建的朴素贝叶斯模型在训练集上的准确率为78.83%,考虑到“小红书”博文中情绪的复杂性和黏合性, 这一结果处于可接受的水平。进一步,我们想要了解不同地域女性关于生育话题讨论的差异性,本研究同步抓取参与讨论用户的IP地址,并参照国家统计年鉴,将其重新编码为四个地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

四、研究发现

(一)“精神绝育”与“计算生育”:都市女性关于生育话题的讨论

通过LDA主题建模对“小红书”上都市女性的生育话题博文进行主题提取后,结果显示:当前都市女性关注的生育话题主要集中于五个方面,体现为一种对生育可能带来的各类成本和伤害的计算、衡量和价值讨论,且主题间数量分布不均,比重也存在较大差异(见表1)。其中,占比前五的主题分别是:生育价值评判(34.12%)、养育成本计算(19.92%)、身体痛苦考量(19.28%)、配偶责任划分(16.81%)、女性权益讨论(9.87%)。从主题占比能够有以下发现。首先,都市女性最为集中的话题围绕着生育对女性的价值而展开,传统的“养儿防老”等观念有着被极端自由主义倾向所替代的态势。其次,主题二、三、四之间占比较为接近,分别体现着女性对于“生”之后“育”的成本担忧、“生”之中身体痛苦的恐惧以及“生”前与“生”后伴侣角色的期待。这表明即使有生育意愿,都市女性仍会对满足生育的各类物质、心理与家庭条件进行全面且慎重的考量,经济情况、身体条件与配偶表现都可能会影响其从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的转换。最后,占比最低的主题五则聚焦女性权利觉醒等更为抽象的层面,体现出在日益崛起的女权思潮影响下,都市女性对生育问题的看法倾向于与自身基本权益挂钩。生育被视为一种劳动再生产行为,部分女性对“生殖异化”“母职神话”等问题展开了批判与讨论。此类话题对参与者的教育背景与文化水平要求较高,因此讨论数量相对较少。

表1  “小红书”博文主题及主题词分布

整体看来,“小红书”上都市女性生育话题的讨论呈现着“计算生育”与“精神绝育”并存的特征。一方面,都市女性将生育问题拆分出数个子项目,并以逐个计算得失的方式将生育转化为一场可供衡量的投资,她们不是强硬地选择不生,而是更愿意“灵活地生”“动态地生”和“有条件地生”;另一方面,大量都市女性虽未直接拥有生育体验,但通过身边女性分享以及社交媒体信息获取,已充分获知生育对个体可能带来的损失和损害。因此,她们通过线上号召、鼓励、宣扬独身主义或不婚主义的优势,呈现出拒绝或者否定生育的“精神绝育”状态。可见对于都市女性而言,生育问题不再是生命历程的必然体验与自身无法摆脱的沉重义务,而是在经济能力允许范围内、配偶家庭支持的情况下、克服身体痛苦的恐惧后,由女性主动选择的一项“权利”。

具体而言,都市女性更多地围绕着“生育价值评判”这一主题展开讨论。“价值、结婚、适合、意义”等词汇是该主题的核心关切。传统文化中,结婚生子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在自反性现代化背景下,人们开始追问生命历程中每一个环节的合理性,生育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风险自然引发部分女性对其意义和价值的讨论。有用户表示:“生育的意义是什么呢?是我吃了很多苦,而他多了一个儿子!我得到的只有负担和累赘。”除了生育本身的意义外,孩子对女性的意义在今天也发生了较大改变。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个人而言,孩子的意义和功能都经历了重新定位,即从19世纪具有经济价值、“有用却廉价”的儿童转变为20世纪“经济上无用”但“感情上无价”的孩子,再到如今“经济上负作用”且“感情上无作用”的“包袱”[27](PP102-109)。对个人主义的极度推崇使得女性的自我意识得到爆炸式增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她们对生育问题的看法从一个“无私奉献”的极端走向另一个“唯我至上”极端。部分网友的讨论中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儿孙自有儿孙福,没有儿孙我享福”的相关表述。

在“养育成本计算”主题讨论中,主要涉及“支出、补贴、教育、奶粉”等词汇。这体现出“小红书”上都市女性讨论的重点在于生育引发的支出增加、政府可能给予的补贴,以及除了“生”本身的高消费外,“育”作为一项长期事业的投入。在“密集母职、精细育儿”的文化期待下,以质量为核心的生育目的将生育成本无限度放大,成为女性面临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例如,有用户将养育分为婴儿、幼儿、小学、中学、大学、考研留学六大阶段,并详细计算各阶段的花费,得出总费用为“62.3万元-197.8万元”,成为点赞量超10万的热文。该文下方评论纷纷表示“这么多钱够我不工作躺平过一辈子了”“这么看来一个都养不起,而且还没算自己的生活成本”。除金钱外,生育可能带来的工作和时间成本也引发女性热议。“小红书”上的讨论,呈现出都市女性既要满足家庭期待又要实现自我价值背景下难以两全的顾虑和担忧。对于都市女性而言,对任一角色的倾斜都会间接造成对另一种角色的挤压[28](PP187-193),两种角色竞争实则意味着要求女性在生儿育女与职业上升之间进行取舍。部分用户表示:“职场黄金期和生娃期让我很难做出理性抉择,我心里也很清楚不论怎么选择,都会有得有失,但总是控制不住。”

“身体痛苦考量”作为“小红书”上都市女性讨论占比第三的主题,主要包含“症状、身体、疼痛、月子病”等主题词汇。生育虽然指涉家庭、政府、社会等多个行动者,但生育的疼痛却完全是个体的生命体验。人类学家罗洛梅(Rollo May)指出:“男女之欲后的怀孕之于男人和女人是有着根本区别的:男人能照旧他原来的样子,但女人则变成另一个人。”[29]十月怀胎的波折与分娩时的苦痛加之难以预料的意外,使得女性身心会在生育中遭遇巨大挑战,然而这种可能面临的风险却在其成长教育中较少被提及。社交媒体上拥有生育经历的女性,通过具身实践的分享打破了信息壁垒,看似弥补了生育风险的认知差,但基于个体体验的情绪化表达,更易引发观看者的焦虑感与身体的失控感。这使得作为独生子女一代、较少经历肉体苦痛的都市育龄女性的认知被颠覆,部分女性开始重新审视生育对于自身肉体带来的伤害。有用户表示:“每一个女性都有权利了解生育的代价!整个社会对于生育都是刻意回避的状态,所以我们懵懂地进入产房,浑浑噩噩地经历,千疮百孔地出来,最后自我催眠式疗愈。”

“配偶责任划分”主题反映着都市女性对于丈夫在“经济、责任、陪伴、家务”等方面的期待。长期以来,男性在生育问题上处于一个相对隐身的状态。由于女性在生育上必须面临的肉体苦痛、收入惩罚以及时间贫困等挑战,部分女性开始重新审视配偶在生育过程中的角色,并强调重新划分配偶在生育中需要承担的责任边界。尤其是在女性为生育做出牺牲、缺乏就业市场竞争力与家庭劳作能力时,男性应当从经济、精神以及家庭内部劳作等方面主动提供相应的补偿。大量“小红书”女性发博:“丑话说在前面,达不成共识不怀孕”“生孩子前要和老公谈的8个/10个/20个问题”“备孕前跟老公聊完这些,再决定生不生”。

“女性权益讨论”主题中关键词主要是“失去、获得、家庭、枷锁”。这表明,“小红书”女性关注着生育可能带来的剥夺与获得,在家庭与工作之间徘徊,思考家庭与生育的意义,并重新看待“母职神话”。同时,伴随着第四次女性主义浪潮席卷而来,赋权被认为是解决当前社会性别不平等问题的关键举措,其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生育问题上也不例外,部分女性开始重新审视生育对自身的权利赋予与剥夺的问题[30](PP73-84)。有用户表示:“生与不生是我们女性的权利,如果把生育看成女性自己的事,而社会与家庭无法提供任何补偿与帮助,那她自然有不生的权利。”

(二)爱与哀愁:纠结心态下生育话题的情绪传播

通过机器学习分析“小红书”上都市女性博文中的情绪倾向,结果显示:情绪分布占比上,女性对生育话题的讨论“喜忧参半”,其中负面情绪以35.62%的比例略占优势,正面情绪占比为33.17%,中性情绪占比为31.21%,三类情绪的占比差距不大,并未出现某种情绪明显占优势的情况;并且正面与中性情绪占比合计为64.38%。这一结果与过往研究指出女性在生育话题讨论中以负面情绪或恐惧情绪为主导的发现存在较大差异。这意味着,对于“小红书”上的女性而言,她们对生育话题的讨论仍以正面与客观中立的情绪为主,生育恐惧或生育抗拒情绪固然存在,但不应将其视作主流。其中,正面情绪主题中,排在前三的分别是“配偶责任划分”“女性权益讨论”与“生育价值评判”;负面情绪中排名前三的主要是“生育价值评判”“身体痛苦考量”与“配偶责任划分”;中性情绪中排名前三的为“养育成本计算”“身体痛苦考量”与“女性权益讨论”(见图1)。能够发现,正负面情绪排名前三的主题中有两个主题重合,恰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小红书”上的都市女性对生育话题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态度,而是“爱与哀愁”并存的一种纠结情绪。这种复杂交织的情绪,实则是都市女性对与配偶共同孕育下一代还保有期待,但对生育可能带来自身经济、时间成本增加以及下一代发展所面临的“卷”文化挑战存在的两难心理。

图1  生育话题中的情绪分布

具体而言,正面情绪占比较高的“配偶责任划分”与“女性权益讨论”两大主题,显示出都市女性对待生育话题的积极情绪不仅体现为“夫妻之爱”也体现为“姐妹关爱”。其中“配偶责任划分”中体现的积极情绪,通常是已婚或已育的女性在与伴侣有效互动方面展开的分享。她们将配偶作为家庭事业上的“合作伙伴”,强调在生育面临问题时“沟通”的重要性,并以自身经历传达积极态度带来的正向结果。有用户表示:“当我和老公商量生小孩的问题后发现他更爱我了,突然很期待分娩。每次共同完成一件对两个人很重要的事情,都会觉得两个人更亲近了一些。”“女性权益讨论”中体现的积极情绪多是女性间的互助与女性意识的觉醒。近年来,对女性生育权的相关反思得到广泛支持,无论是典型意义上的婚姻女性生育权还是非婚生育权都被重新审视。加之“你的子宫属于你自己”等运动的兴起,更促使部分观点支持将生育从婚姻和家庭中独立出来,强调女性能够自主决定如何使用生育权利[31](PP134-143)。

负面情绪占比较高的主题涉及“生育价值评判”与“身体痛苦考量”。其中,“生育价值评判”负面情绪的背后,主要是“小红书”女性对生育束缚个人“自由”的抗争性情感以及质疑生子“意义”的悲观心态。一方面,她们会较为极端地认为“生育是人生痛苦之开端”,孩子是一种束缚且“自私”的存在。另一方面,她们也迷茫和担心在“优绩主义”影响下教育的单一化与封闭化,以及模式化家庭关系中生育与培养子代的意义为何[32](PP94-100)。部分激进观点认为,未经子代同意的生育对子代而言只是一种自我感动式奉献,因此不愿生育,以避免其重蹈覆辙陷入自身所经历的残酷社会竞争。如部分用户表示:“很讨厌自己都没活明白就生小孩的人,还自我感动说吃了多少苦把孩子生下来,他对世界的恐惧和害怕你从没考虑过。”“身体痛苦考量”负面情绪的背后,主要是对“生育骗局”以及生育对女性造成伤害的谴责与恐惧心态。长期以来,由于性文化羞耻与生育文化回避等问题的存在,大量女性未能受到足够的科学教育,对于生育问题既好奇又无知。“小红书”等社交媒体的普及,将原本作为私人事务的生育过程和女性的身体变化放置于公共场域展演。在图文并茂甚至视频直播等立体信息传播中,展演者以第一人称视角用“在场”的形式为观看者构建出了一种“生育想象”,这种“第一人称效应”固然弥补了大部分女性生育知识的缺失,但也用符号化的现身说法和选择性的身临其境放大了她们的生育恐惧。如部分博主通过分享自身的生育全过程图片,辅以生育风险文字表达:“只说疼是没办法共情的,只看我生孩子的过程应该能总结为,抓紧的床单、满头的汗、被车轮碾压的肚子、咬紧的牙和想自杀的心情。”而一些网红博主与资本共谋的生育展演,通过构建从容不迫“松弛感”和毫发未伤“漂亮”外观的前台形象,又加剧了普通女性的情绪落差感和对生育的排斥。有用户表示:“明星生完后的美是钱砸出来的,我生完以后感觉老了不止十岁,生娃前后的身材变化让我对生育这件事厌恶至极,我不推荐任何人生孩子。”

唯一以中性情绪为主的主题是“养育成本计算”。对这一话题的中性情感表达,背后是“小红书”女性以相对理性、客观的态度审视、估量与计算生育可能带来的收益与需要支出的成本。事实上体现出“小红书”女性“我可以生,但要先算清楚”的冷静情绪。在话题讨论中,都市女性较少关注生育问题的对与错、喜与悲,也不会以情绪宣泄的方式冲动地做出选择,反而围绕着成本计算的问题相互“支招”,部分已生育女性会将自身的抚育成本公式进行分享,以供其他女性参考。

进一步地,从各类话题的情绪传播过程看,“小红书”上都市女性的情绪扩散呈现出一种动态交织、胶着博弈的过程,并非负面情绪占主导的简单极化过程(见图2)。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较长一段时间内正负面情绪的占比不相上下,呈胶着的竞争状态,甚至在某些时间节点(如2020年Q4)上正面情绪会高于负面情绪。二是中性情绪在话题讨论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虽然整体看来中性情绪的占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相对降低,但其与正负面情绪占比的差距并不大,在某些时间段内还会超过正负面情绪,如2019年Q3到2020年Q3期间,中性情绪平均占比超过40%,而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平均占比分别为29.85%、25.74%。这提醒我们,在关注生育类话题的负面情绪时,不应忽视还有大量中性和正面的情绪存在。特别是要更细而深地探查究竟在哪些话题的讨论上、在哪些时间节点上,女性更倾向用客观、中立的情绪去讨论,这对她们未来的生育意愿又会产生何种影响。并且,不应片面地认为当下女性关于生育话题的情绪是恐慌、排斥甚至厌恶的,这可能会误导我们失去对那些抱有生育意愿或者想要了解生育知识的女性的把握,从而错失让“想生者”生育意愿达成的政策支持良机[33](PP5-10)。

图2  情绪分布比例随时间变化过程

注:Q为“quarter”的缩写,即季度。Q1为第1季度,以此类推。

(三)地区差异:东中西部女性生育话题中的不同诉求

通过对用户IP地址的分析,研究发现前述“小红书”五大生育话题讨论中,发博数量前五的地区分别是广东、浙江、江苏、北京和上海,占总博文数量的42.9%。而除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外,发博数量最少的五个地区是内蒙古、宁夏、西藏、新疆和甘肃,仅占总博文数量的1.48%。依据2023年国家统计年鉴,将发博省份按东、中、西、东北划分,可以发现:东部地区发博数量最多、中部地区其次、东北地区第三,而西部地区最少。发博最多的几个地区基本也是地区生产总值(GDP)最高的几个地区(2023年地区GDP由高到低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川)。这提醒我们,尽管互联网能够打破时空界限进行扁平化传播,但经济与文化的差异仍会影响地区间关于生育话题讨论的热烈程度。

从“小红书”五大生育主题在各地区占比来看,呈现出从东部向西部生育价值、女性权利讨论减弱以及养育成本和配偶责任等相关讨论增强的整体趋势(见表2)。具体而言,东部地区着重关注“生育价值评判”与“身体痛苦考量”两个主题,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的育龄女性而言,“生育”对于女性的价值和意义尚待明确。并且,该问题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与肉体疼痛等考量彼此交织。中部地区各主题讨论中,生育价值的讨论虽然仍是最主要的议题,但养育成本已超越肉体疼痛成为都市女性第二关注的话题。同时,相较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配偶责任讨论占比提升而女性权益的相关讨论相对下降。在东北地区的话题讨论中,主题“生育价值评判”占比直线下滑,随之带来的是“配偶责任划分”“养育成本计算”二者的共同增长,对于她们而言,生育与否似乎不再是讨论的主要问题,生育过后的照料与养育责任分配才是她们更加希冀改变的现状。对于西部地区女性而言,“女性权益讨论”主题占比首次跌破10%,映射出该地区传统观念影响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较少考虑生育权相关话题。而“养育成本计算”的占比则远高于其他三地,从侧面体现出其对经济补贴的渴望。

表2  各地区主题分布占比 单位:%

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江苏、天津、河北、上海、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山西,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西部地区包括新疆、西藏、青海、广西、四川、重庆、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贵州。

整体看来,“小红书”上都市女性生育话题讨论中正面情绪占比最高的是西部地区(38.93%),其次是东北地区(37.11%),第三是中部地区(34.69%),最后是东部地区(30.74%);负面情绪占比最高的是东部地区(38.68%),其次是中部地区(37.25%)、东北地区(35.37%)与西部地区(29.39%);中性情绪占比最高的是西部地区(31.68%),其次为东部地区(30.58%)、中部地区(28.06%)与东北地区(27.52%)(见表3)。各地区情绪分布上也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的话题讨论中,负面情绪占比最大,正面与中性情绪占比接近;中部与东北地区的正面与负面情绪都相对较高,中性情绪最低,占比不足三成(28.06%和27.52%),区别在于,中部地区以负面情绪为首,而东北地区正面情绪占比最高。与前述三个地区不同,西部地区正面与中性情绪占比总和超过70%,负面情绪占比不足三成(29.39%)。这提醒我们,“小红书”上各地区女性不仅在生育话题讨论上存在差异,其情绪倾向分布也有所不同。并且,即便是相同的话题也可能在不同区域的讨论中有着差异化的情绪偏向。事实上,区域间的“经济—文化”类型的差异对于生育意愿与生育率的影响已被部分学者关注[34](PP66-81),但情绪作为一种行为的诱因却始终隐身于幕后缺乏有效的讨论。关注公众共通的情感,把握社交媒体上地区间差异化情绪的启动、扩散、沉淀传播过程与涌现方式,或能更好地观察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生育意愿问题。

表3  各地区情绪分布占比 单位:%

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江苏、天津、河北、上海、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山西,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西部地区包括新疆、西藏、青海、广西、四川、重庆、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贵州。

五、结论与讨论

(一)理解“计算生育”:“小红书”都市女性的新型生育观

“计算”是一种对自己和生育问题更负责的态度。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自由与资本主义》中提出:“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女性生活的环境发生了快速的变化,即从‘为他人而活’迈向‘一点属于自己的生活’。”[35]计算看似将个人利益置于首位的自私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对自己和生育都更加负责的态度,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背景下避免为他人而活、努力为自己而活的必然选择。长期以来,生育笼罩在“无私奉献”的光环下,被视为女性天生的责任与义务。但在过度美化、歌颂生育行为的同时,社会与家庭多给予女性道德上的赞扬而非物质上的补偿,未能实质补偿女性为生育所做出的牺牲。因此,都市女性试图通过传递与讨论“计算生育”的观点尝试保卫自身的权益,改变自身在生育中长期的“被支配”地位。

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计算生育”这一新型生育观。乌尔里希·贝克认为,风险社会削弱了职业、性别角色、核心家庭等工业社会的基础,个体逐渐裸露出来成为社会的最小单位[36]。这一分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个体从中间集团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另一方面被分化的个体失去了群体与家庭的保护,必须独自承担社会风险。以计算为核心的新型生育观的出现,既是个体自我解放后拥有身体自决权的体现,也是缺乏社会和家庭保护的都市女性群体对于生育问题重新审视后的理性选择。长期以来,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可能承担的经济、时间、机会等成本是不被看见的。当前社会虽然肯定女性在生产领域中的平等地位,宣扬维护女性的合法生育权益,但生育所引发的个体劳动价值降低等问题使都市女性不可避免地遭受到职场歧视。与非婚育女性相比,婚育女性必然要面对家庭身份与社会身份二者间的平衡与抉择。而生育和社会生产虽然互为表里,但占用的女性精力与时间资源实际是一种“零和博弈”。并且,在传统文化的惯性思维影响下,生育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仍以女性为主,但对都市女性而言,成为“独立女性”是当下城市文化对女性身份的另一重期待。女性刻板家庭角色的促逼和“独立女性”角色的追求,使大量都市女性进退维谷。

因此,从文化和价值建构的角度出发,政府、社会和家庭思考的不应是如何通过减轻女性的“计算”底色以实现提振生育意愿的目标,而需要正视计算背后的实际需求,关注生育引发的自我价值感降低与风险增加导致的“心理不安全感”。并且,除关注都市女性低生育意愿背后的计算心理外,更要注重如何让有生育意愿的都市女性不受外部力量的干预顺利实现生育意愿。这要求我们,只有回答好政府如何通过政策保障生育女性权利不受侵害、社会如何打造生育友好型环境与文化氛围、家庭如何减少女性因生育引发的后顾之忧这三个问题,才能使新型生育观在经过女性精密计算后仍成为撬动生育意愿的杠杆。

(二)警惕第一人称叙事效果:“小红书”都市女性生育话题的情绪传播

对于生育意愿持续低迷,学术界长期从“生不起”的物质视角出发展开研究,并先入为主地认为社交媒体上的讨论以“恐婚”“恐育”的负面情绪为主,对社交媒体接触频次的增加,将降低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然而本研究发现,都市女性对于生育问题的看法并非黑白分明的“支持”或“反对”,而是在混合了“爱与哀愁”纠结情绪下所做出的理性计算。这一结果再次强调恐育不是也不应是当下学界对于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研究的前提假设。

进一步探究能够发现,“以我为主”多方共情的传播模式构成了“小红书”上生育话题多元复杂的情绪传播现状,印证了情绪传播中“情绪启动”效应的存在,即情绪传播者会在无意识或有意识的驱使下,以尽可能增加表述中的“情感能量”为内驱力,选择更易引发他人情绪共鸣的叙事模式,从而对受众施加情绪刺激,以实现链式传播的效果[37](PP138-148)。“小红书”生育话题的博文发布者,通常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以个人真实经历的分享模式,构建并强化情感连接。在表达中,这些分享流露出鲜明的个人特色,凸显了分享者的情绪与体验,并采用亲历性的叙事结构,将“我见、我闻、我思、我感”转化为其他都市女性间的“共见、共闻、共思、共感”。这种第一人称叙事效果,即通过“我”或“我们”的视角来陈述事件,以此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并获取受众的好感度与信任度[38](PP137-146)。观看者将潜移默化代入分享者的角色,涵化共情效果的产生,推动情绪在生育话题上从分享者到观看者之间的流动,最终达到情绪的共振甚至极化。

需要注意的是,网红博主等意见领袖的第一人称叙事效果对于“小红书”上生育话题的情绪传播有着明显扰动。社交媒体信息传播模式遵循着幂律法则,少数中心节点所塑造出的意见领袖成为高到达率和强社会影响力的话题中心,通常在社交媒体中扮演着群体协商和情绪引导的关键角色[39](PP6-27)。而部分网红博主借助较为优越的经济条件与教育背景,使用看似客观中立实则夸张化的表达,呈现被加工过的“事实”。其博文通常以分享身边“真实案例”或粉丝投稿等形式展开增强可信度,并时常追踪女性明星生育动态,将部分社会人物的不婚不育选择视作社会潮流进行追捧,以营造出社会性“精神绝育”的拟态环境。这些经过渲染后的生育体验可能对女性个人的职业发展、身心健康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等方面造成阻碍。这提醒我们,生育话题讨论通过第一人称叙事效果可能将个体负面情绪转化为群体负面情绪。政府相关部门与决策者应重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情绪传播模式,把握情绪传播逻辑,并提升防范化解负面情绪所带来风险的能力。

(三)重视情绪传播: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舆论环境

西摩·爱泼斯坦(Seymour Epstein)的认知—经验自我理论(CEST)认为,个体拥有着经验系统和理性系统,前者本质上由情绪主导,后者则由认知主导,认知加工和情感体验相互交织,共同影响个体对外界信息的判断[40](PP404-416)。对于生育问题而言也不例外,“小红书”都市女性围绕着生育话题展开讨论、产生情绪共振,在潜移默化中修改了经验系统的底层认知,并最终影响到自身的生育意愿。然而,既往研究多关注宏观层面的政策因素与经济因素,其落脚点仍在女性“生不生”的问题,却少有人关注女性在生育问题上的哀愁与顾虑等情绪表达。事实上,情绪体验是内在的,但是情绪表达具有明确的、外在的关系指向,且能够在互动的基础上进行情绪感染与扩散,最终通过类别激活机制或社会评估机制影响个体的实际选择与行为。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时代,情绪传播会通过意见领袖的加持与放大作用传递至个体,而女性本身作为心思细腻、情感丰富的人群,社交媒体平台中的负面情绪极易引发其共鸣,进而造成女性对生育行为的逃避、观望、悲观甚至逆反心理。

舆论作为公众公开的意见表达与情绪流露,是公众意愿的集合体,其传播与扩散过程会反向塑造个体的认知、情绪与行为[41](PP6-11)。尤其是在生育这一敏感且私密的话题上,舆论环境所给予个体的群体压力和负面效应尤为显著。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明确指出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然而当前政府相关部门在舆论引导方面重视不足。诸如《消失的她》等作品,通过叙事结构和人物设定,加上戏剧化的情节和角色经历,在共情婚姻和生育对女性带来困境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女性心中对生育的忧虑和恐惧,而政府等相关部门对于此类作品却缺少及时的回应与解读,错失舆论引导时机。

构建生育友好舆论环境、形塑生育友好型社会共识应是当前政府的重要任务。这要求政府深刻理解生育话题的情绪传播逻辑,把握传播时机,利用传播的力量凝聚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共识和集体认同。随着信息流速的加剧,个体对待事物的认知处于不断的动荡之中,政府需要通过积极的传播策略来凝聚社会共识,这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针对女性权利与生育的相关讨论,政府既要开放地接纳各种声音,又要以负责任的态度引导这些讨论,确保其有助于完善而非破坏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共识。同时,政府应强化生育权利教育,提升社会对女性生育权利的认知和尊重。确保社会各界在理解、尊重和支持的基础上,紧密团结在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共识周围。

在深入探讨“小红书”平台上都市女性关于生育话题的复杂情绪与多维考量后,我们不难发现,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不应局限于对生育率数字的关注,更需真正了解女性个体的内在需求与情绪体验。女性的生育决策并非孤立的个人选择,而是深受社会氛围、文化观念、经济条件以及政策导向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所指出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42]这提醒我们,女性身份与女性在生育问题上的态度和选择,本质上都是社会与家庭长期塑造的结果。未来,想要有效促进人口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从女性的角度出发,深入了解她们的需求和期望,倾听她们的声音,尊重她们的选择。这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生育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到经济激励和社会支持,更要关注女性的身体自主权、职业发展机会以及社会地位的保障。只有营造出对女性深层次需求理解与尊重的社会氛围,为女性创造更加公平、更加友好的生育环境,她们在生育问题上才能够真正做出既符合社会利益又符合个人利益的决策。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本文来自《妇女研究论丛》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