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动态

【主持人语】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常态，更是当前和未来几十年间中国人口治理的核心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与科教兴国、乡村振兴、健康中国等并列的最高层级的“国家战略”，使之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之一，体现了最高等级的国家意志和极其重大的治理价值。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其老年人口占全球老年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其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面临繁重复杂的老龄社会治理任务。尤其随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高质量发展”等命题的推出，如何实现老年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和老年人口高质量发展，将为老龄社会治理研究提出更多新的要求。《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探究与治理选择》关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探讨了人口质量提升能否部分抵消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等问题，并认为我国正处于能够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亟需有效的治理和政策安排将其兑现。《老龄社会健康风险与韧性治理》则聚焦老龄社会健康治理议题，认为人口老龄化加速和老年人健康问题交叠凸显了我国老龄社会健康风险，传统治理模式效果欠佳，亟需向韧性治理转型。本期推出的这两篇文章直面当前老龄社会治理的两大基础性科学问题，以期引起学界更多讨论。

学术主持人：胡湛（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摘要：随着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传统人口红利逐渐式微，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开拓了新视角。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口质量的提升可以部分抵消由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且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大趋势下，能够充分发挥各年龄段尤其是年长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源潜能，重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最终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我国正处于能够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并具备将其兑现的现实条件。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需要政策制定者基于正确认识人口红利相关理论、把握未来中国人口长期动态、秉持供给侧和需求侧双管齐下等人口治理策略，对社会和市场进行有效政策指引，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下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人口转变理论；第二次人口红利；经济增长

一、引言

“人口”与“发展”的关系在历史上总在不断动态互构,人口发展态势不仅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后果，并且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人口特征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应当成为各项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战略的首要治理考量因素。然而在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发表著名的《人口原理》之前，鲜有研究正式且系统地探讨过人口与地区发展情况之间的关系。《人口原理》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国富论》中关于人口与财富的观点，尽管他们都部分地意识到人口作为劳动力这种生产投入要素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会给家庭带来更多的财富、给区域带来更多的产出，但斯密更关注对经济体系的不恰当干预如何限制人口,而马尔萨斯更关注人口增长如何对地区的有限生活资料造成压力。

基于斯密和马尔萨斯等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学者的研究发展出来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将人口视为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驱动力。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提出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Solow Growth Model）认为经济增长主要由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三种要素共同驱动，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将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力增加并不仅指代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还代表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这种将劳动力数量与质量共同纳入对长期经济增长影响考量的观点不仅影响了后续学界关于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也被各国的政策制定者所接受，作用于各国政府在中高等教育、研究与发展（R&D）等方面的相关决策上。

然而，劳动力概念是人口概念的一个子集，劳动力是人口的一部分，但是人口却不只包含劳动力。按照人口学指标“抚养比”对人口进行划分，整个人口可以被分为三类：年龄在14岁及以下的少年人口、年龄在15-64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和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根据经济学和人口学的相关定义，劳动年龄人口可以简单等同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概念，而少年人口与老年人口因为没有进入或者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所以无法为社会产出作出贡献，是非劳动年龄人口，需要劳动年龄人口为其提供经济供养。出于上述考量，往后的学者将人口对经济影响的关注重点更多地放在了人口结构上。

1998年，大卫·布鲁姆（David E. Bloom）和杰弗瑞·威廉姆森（Jeffrey G. Williamson）对20世纪50年代的“东亚经济奇迹”（East-Asia Miracle）展开研究，从人口结构角度考虑了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并提出了“人口礼包”（Demographic Gift）概念。这一概念正是后续学者构建的传统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理论的前身，该理论又被称为第一次人口红利理论。值得注意的是，两位学者在研究的最后指出，未来东亚的经济增长将会受到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曾经被视为“人口礼包”的劳动力将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步入老龄阶段成为非劳动年龄人口。

在人口红利奠基之作发表的两年后，中国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10.46%，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为6.9%，平均年龄突破30岁，达31.95岁。事实上，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随着预期寿命的逐渐延长以及生育率的不断下降和持续低迷，世界各地或迟或早都会经历老龄化程度的日益深化。根据联合国预测，2050年全球范围内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2022年的10%上升至16%，可以说人口老龄化是当下最为显著的时代特征之一。

两个多世纪之前的经济学之父和他的门徒都未曾预料到，在这短短的两百多年间，人口的转变会如此激烈且影响深远，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百年未有之变局”。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学者们的普遍关注。经典的理论和模型似乎都在预言这将是一个人类负重前行的时代，出于上述考量，学界对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问题展开了探索，在此背景下构建提出并不断完善第二次人口红利（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理论，认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有赖于政策制定者的科学人口治理观念和有效政策指引，正确的治理选择和得当的政策制定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催生第二次人口红利，促使经济增长拨云见日。

总结来看，学者们基于人口结构变化的视角对人口为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程度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口红利这一概念，并持续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拓宽和发展。因此，尽管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是经济学分析框架下诞生的理论观点，但其根源却与人口学息息相关，人口转变理论是人口红利理论的基石。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衰退，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为厘清新人口变化趋势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开拓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思路，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概念梳理和理论分析。本文尝试通过后文的分析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人口转变理论、第一次人口红利理论和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基本理论内容以及这三个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和本土化发展如何？更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可能性和必要性如何？如何进行正确治理策略选择有效把握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

二、第二次人口红利：

概念源起与存在性讨论

（一）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

人口转变理论将人口的主要发展态势分为五个阶段，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即第一次人口红利）一般出现在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生育率的下降导致了出生人数的减少，从而使得少年抚养比下降；而此时老年人口数量增长较慢，导致老年抚养比维持在较低水平；而上一转变阶段累积的数量众多的青少年人口正逐渐步入劳动年龄人口行列，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加。这三种因素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这种人口结构一方面降低了社会总抚养比，减轻了非劳动年龄人口带来的社会负担；另一方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给社会产出的增加创造了条件，从而有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增长。需要注意的是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只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 但是这种人口红利并不会自发实现。上述人口抚养比持续处于低位对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只是一段人口机会窗口打开的时期，理论上来看在这一时期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能够为经济增长贡献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但是能否把握住这种阶段性的人口机会窗口，从而实现人口红利并切实促进经济增长，需要政策制定者为其创造一系列条件，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完善、教育水平的大幅提高、灵活高效的劳动力市场建设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的经济快速增长是有效利用人口机会窗口期收获人口红利的典范。

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逐渐成为未来全球发展的重要宏观背景之一，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着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日益下降、老龄人口占比不断上升的现状，学界普遍认为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开始式微。在此背景下，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应运而生。最初的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后文称为经典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认为，随着支持比的进一步下降，消费者会意识到这一点并针对未来人口结构老龄化的预期调整自身当下的储蓄行为，因为在老年阶段只有通过前一阶段积累的财富才能够继续维持老年阶段的消费需求，而这种储蓄行为变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如果将这些增加的储蓄投入到国内经济体中，那么就可以深化资本积累进而大幅提高劳动者人均产出；如果将这些增加的储蓄进行境外投资，那么净外汇收入和国民收入都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无论上述哪种情况都意味着有效消费者的人均收入会加速增长。尽管在这种储蓄行为变化初期会出现消费缩减现象，但最终会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需要注意的是，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与第一次人口红利理论一样，仅仅只是阐明了人口红利存在的可能性，虽然学者们最初提出经典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时认为第二次人口红利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具有一定自发性，但是它仍然只有在具有前瞻性的消费者和政策制定者对即将到来的人口变化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时才能被挖掘全部潜力。

（二）第二次人口红利是否存在

经典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在世界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下，社会各界都在迫切寻找新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下触发新经济增长点的机会，经典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为挖掘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正面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该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储蓄率的提高能够有效提高资本存量，从而为生产提供必要的资本积累支持，最终促进社会经济增长。但是这个逻辑链条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假设，即这些储蓄能够被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并为储蓄者、生产者和投资者都能带来合理的回报，特别是需要有效地将储蓄投入到实体经济发展中创造价值，否则高储蓄率非但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还有可能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负面影响。此外，即使上述前提假设成立，对中国而言，储蓄率能否再进一步提高以及这种提高能在多大程度上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中国自第一次人口红利以来，境内总储蓄率自35%上升至45%左右，而居民储蓄率自1992年以来就几乎从未低于30%，并在2002年之后始终保持在35%-45%的水平上。考虑到中国长期处于较高储蓄水平上的事实，经典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适用性显然需要进一步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将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寄希望于经典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提出的储蓄率提升显然是陷入了认识上的误区。因为一方面，储蓄率的增长是有限度的，人们总是需要将收入所得的一部分用于现时消费，所以在中国的储蓄率已经处于高位的情况下，很难假设其仍然会高速无限制增长。而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拉动内需，反而需要适当降低过高的居民储蓄率。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和国际资本市场提供的证据一致显示，投资回报率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可能远比储蓄率重要，而中国的资本回报率自2007年的近25%下降至2020年的15%左右，在这种情形下显然需要重新思考中国的高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可能贡献情况。

事实上，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自提出后始终处于自我拓展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然而与第一次人口红利理论相比，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显然没有能够像前者那样直观显示出人口可以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助力，所以部分学者对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尚持怀疑态度，中外学者都针对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存在性问题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展开考证。围绕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展的相关理论研究虽持有不同理论视角，但是它们基本肯定了第二次人口红利存在的可能；然而围绕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展的相关实证研究却存在较大结论差异，部分实证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并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反而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第二次人口红利可能并不存在。针对实证研究结果差异较大的现象，学者们提出了以下几种解释：一是研究变量选取差异导致的研究结果差异，即使是选取相同的变量也可能因测量方法不一或者统计口径不同而产生实证结果差异；二是样本数据的选取差异导致的研究结果差异，例如一些研究选取微观数据进行实证，而另一些选取的则是宏观数据；三是时期差异导致的结果差异，主要表现为对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实证研究出现了不同研究结果，这可能是因为研究者选取的样本时间段不同，而不同的时间段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可能处于不同的经济周期中。因此，一个可以接受的结论是：处于不同人口转变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存在情况、作用机制和效应大小都会有所不同。

三、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

本土化发展与实现可能

（一）学界对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讨论

目前我国已有部分学者开展了对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中国化的系列研究。最早将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引入中国的学者继承并完善了西方学者的观点，认为该理论主要是指高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基于对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期变化增加当下储蓄比例，进而造成国民储蓄率升高和资本供给增加，最终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作用。亦有学者在原有的“储蓄论”观点上进一步发展，认为不仅是个体会针对未来的人口结构变化预期对当下行为作出调整，公共部门也会基于这种预期调整相关政策，这些政策会从增进社会资本积累的角度促进经济发展。此外，公共部门基于上述预期在调整工作时间、受教育时间和教育投入等方面获取的正面政策效应也都可以被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

另一些学者则是基于中国国情，对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进行了大胆扬弃和创新，认为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需要破除寄希望于生育率提升、高储蓄是人口红利的主要表现两个误区，从供给侧效应（譬如老年人作为劳动力、人力资本和创新主体的作用）和需求侧效应（譬如老年人作为消费者群体产生的需求拉动作用）两个维度来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此外，更有学者批判了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说法，认为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忽略了两次人口红利的交织性和协同性，将第二次人口红利归类为人口红利的第二阶段更为合理，并提出中国人口红利可以分为由劳动力的经济增长效应主导的数量型，由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主导的质量型，以及由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增长效应体现的配置型三种类型。

尽管目前我国学界对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内涵和边界乃至根本性质仍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但是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人口红利相关研究已经普遍达成了一个共识，即认为人口质量的提升可以被视为与第一次人口红利不同的另一种人口红利并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重要驱动力。除了人口质量提升这一主要分析角度，学者们对第二次人口红利中国化的研究也包括了微观个体的行为变化、公共部门的政策调整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等分析视角。

然而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仍处于理论探讨和体系构建的过程之中，理论体系尚缺乏系统性，也少有研究从实证方面对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进行论证。或者说有一些相关的实证研究，但是都没有在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框架下进行讨论。因此，如果认为第二次人口红利是一个有益的学术和政策概念，我国学界亟须补充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研究实证方面的空白，厘清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构成要素，分析各要素对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影响机制和作用大小，最终形成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路径。

（二）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能否实现

综合学界以往研究，我们认为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理论核心是由人力资本不断深化而带来的人口质量提升，这种人口质量的提升能够部分抵消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缩减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大趋势下，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能够充分发挥各年龄段尤其是年长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源潜能，进而重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需要注意的是，以往大部分研究多关注由教育事业发展带来的人力资本深化，然而人口质量的提升不仅包括因为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带来的劳动力素质普遍提高形成的教育人力资本深化，也包括由健康事业的持续完善，特别是健康中国战略的成功实施带来的人均预期寿命和预期健康寿命增长引起的健康人力资本深化。从全生命周期角度来看，健康人力资本深化不仅会提升劳动力工作效率，也会延长劳动力的潜在可工作时长。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延迟退休年龄制度改革有待推进，健康人力资本深化带来的经济增长可能尚待进一步释放，在这种背景下，年长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源潜能将会是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视角，但是与其他人口红利理论一样，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也仅仅只是在理论层面提出了一种可能，那么中国是否处于能够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并具备将其兑现的现实条件？

首先，从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和目前的抚养比情况来看，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犹存，社会和政策制定者仍旧有一定的缓冲时间为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做好准备。中国人口经历了1949-1958年、1962-1975年、1981-1994年三次生育高峰, 因此会在21世纪中叶以前递次呈现3次劳动力冲击波和老年人口冲击波。虽然我国需要面对三次老年人口冲击，但是在这三次冲击波之间仍旧存在一定的缓冲时间，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可以汲取前一次人口冲击波带来的经验和教训，为之后更有效的应对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尽管自2010年之后我国的社会总抚养比开始出现上升趋势，但是目前社会总抚养比与许多先期老龄化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仍旧处于较低水平，这也就意味着我国由人口结构年轻化带来的传统人口红利机会窗口仍旧还能继续开启一段时间。

其次，随着我国健康事业的发展完善，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正在逐渐打开，较高的人均预期寿命和不断提升的人均预期健康寿命使得中国收获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成为可能。从健康水平的主要衡量指标预期寿命来看，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增长，2022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7.93岁，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同时，我国的人均健康预期寿命也在不断提升。相关预测研究显示，到2030年，我国60岁男性平均健康预期余寿将从2020年的8.54年增长至10.72年，60岁女性的平均健康预期余寿将从2020年的7.45年增长至9.31年。不断增长的人均预期寿命和人均健康预期寿命表明我国人口的健康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因此即使从传统的人口学角度来看已经不属于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年人口队列实际上也仍具备创造劳动价值的基本能力。所以人口老龄化并不一定意味着人口必然进入负债期，如果能够充分发挥由健康水平提高带来的健康人力资本深化的正面影响，那么将可能在极大程度上抵消传统意义上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萎缩的负面效应，为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提供助力。

再次，我国教育事业的深化发展将会使得后续的人口队列拥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进而从教育投入的角度促进我国人口的教育人力资本深化，为收获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奠定基础。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不仅意味着与之前的人口队列相比，未来的人口队列将会具备更高的人力资本，从供给侧的角度来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很大程度上会高于之前的人口队列；同时也意味着我国老年人口队列的人口素质也将不断提升，从需求侧的角度来看，未来老年人口的资本积累和消费行为也会随之产生显著变化，为挖掘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从需求侧创造更多条件。据统计，我国高知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从1982年的24.64万增长至2010年的578.42万，而高知老龄群体的资本增值需求比非高知老龄群体高14.4%左右，这种特征有利于社会总资本的积累，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

最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不仅为以人口质量提升抵消人口数量下降带来的劳动力市场负面影响创造了现实条件，也为更好地实现由教育和健康两方面的人力资本深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从而为收获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创造了有利环境。具体而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的同时也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在此情况下，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与机器的普遍使用相结合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减少人口负增长带来的劳动力规模萎缩引起的劳动力供给冲击。一些研究显示，人口老龄化不仅会带来工业自动化更广泛的接受度，而且会促进工业自动化相关科技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年劳动力的相对稀缺性增加了能够替代他们的自动化技术的价值，所以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存在加大对机器人等工业自动化技术投资的动机，这种动机会触发更大范围的对机器人的使用，从而更进一步提升生产力。同时，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为劳动力赋能的同时，也会创造出更为灵活、安全和舒适的工作环境，使得劳动力可以更为充分地发挥自身人力资源潜能。

四、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

必要性与治理选择

（一）为何要把握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开始下降，催生传统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窗口逐渐关闭。然而一些研究发现收获过传统人口红利的其他东亚发达经济体并未出现经济断崖式下跌和倒退，反而实现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双重深化，这种“资本深化”效应使得这些经济体收获了第二次人口红利，推动了经济的高质量持续增长，并最终帮助这些经济体成功迈入了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行列。这些东亚发达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在人口结构逐渐老化的现实情况下，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对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未来可持续发展有着较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传统人口红利日益式微的背景下，市场如何做出反应、政府采取何种决策将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开启新阶段的经济增长并影响其之后的发展路径，未能应对这种新发展境况的国家很有可能会使得经济从自然减速恶化为长期停滞，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窠臼。

正确把握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认识到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除了具备人口结构老化等普遍特性以外还存在着一些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不仅会给我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定挑战，也从国家治理角度对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具体而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主要具备以下几个重要特征：一是中国的老年人口基数大且发展速度快，二是人口结构老化迅速并超前于现代化，三是人口老龄化趋势将进入“高原期”而非“高峰期”。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殊性意味着人口老龄化这一人口结构变动不仅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带来广泛存在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普遍影响，也会给其带来一定特殊影响，这是政策制定者在进行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治理选择时需要明确把握并考量的重要人口发展态势。综合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将从劳动力供给和社会负担两方面带来特殊影响。

第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最直观的特殊影响体现在劳动力供给方面。中国较大的老年人口基数和较快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会使得中国劳动力市场经历相较其他国家或地区而言更为激烈的改变和冲击。这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需要在较短的一段时间内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的产业结构提出了从原先极为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加速升级转型至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的要求。其次，未备先老的人口老龄化特征可能会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上造成供需错位的窘境。“未备”的特征导致我国产业仍对廉价劳动力有着较大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特性天然会更关注人的生理机能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大部分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仍旧集中于年轻劳动力；然而“先老”的特征使得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因为年岁增长而逐渐脱离或受我国退休制度影响过早退出传统劳动年龄人口的行列，尽管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使得这部分群体仍具备巨大的劳动供给潜能，但是社会对年长群体的刻板印象和实际生理机能的变化共同导致了他们缺乏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的劳动力市场中与年轻劳动力相提并论的竞争力。最后，我国人口老龄化存在“高原期”的特征显示，我国劳动力市场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存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青壮年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如何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使之适应长期存在的老龄化人口结构，从而匹配新人口发展趋势下的劳动力供给情况使之发挥全部潜力，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需要加以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第二，与人口老龄化给劳动力供给带来的特殊影响相伴相生的另一个社会经济影响体现在社会负担方面。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主要将会从财政负担和医疗负担两个角度给中国社会带来特殊挑战。人口老龄化给财政带来的特殊挑战主要体现在养老金方面，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和较快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将会使得养老金支出大幅增长，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的高原趋势意味着我国需要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面临数量庞大的养老金领取人口和较高的老年抚养比。并且，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尽管已在持续建设完善多支柱体系，但是在实践上仍旧主要是单一的现收现付制，理论上来看这将给我国的养老金体系带来一定的支付风险。从健康负担的角度来看，中国老年人口庞大的绝对数量意味着未来我国的医疗体系将需要提供较大规模的医疗护理服务。与此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深化速度之快意味着我国的医疗体系和卫生制度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对这种快速的人口结构变动作出及时的前瞻性调整，未来对慢性病的管控和治理将是需要加以重视的一个领域，因为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将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随着预期寿命的不断增加患有长期慢性疾病的可能性将会大幅提高。此外，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高龄老人的比重不断增加，这种人口老龄化发展的高龄化特点会使得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比重增加，而失能、半失能老人规模的快速扩大会引发老年照护服务需求的激增，给我国的医疗照护服务机构带来一定冲击。

（二）如何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把握并实现了第一次人口红利，政策的有效引导和市场的高速发展使得当时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丰富适龄劳动力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从而为这一时期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根本动力。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建构为我国在新人口结构下探寻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指明了方向，为中国践行积极老龄化战略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与经典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相比更符合中国国情、发展特征和经济转型背景。收获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离不开正确的治理选择和有效的政策指引，政策制定者需要从多个方面去设计和完善人口和经济相关政策来推动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这些政策建议涉及的具体方面可能会因治理重点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但是背后都遵循着一些相同的基本人口治理策略，可以选择围绕以下三个基本人口治理策略为促进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实现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指导思路：

第一，正确认识人口红利相关理论。把握和发掘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首要原则就是要认识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并不是狭义的经典第二次人口红利，而是中国学界基于经典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和中国国情进行拓展与本土化后的理论，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不能也不会“唯储蓄论”。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不仅包括关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储蓄率变化情况，更重要的是包括了人力资本的提升、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微观个体的行为转变、公共部门的政策调整以及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等方面的变化情况，其中人力资本深化带来的人口质量提升是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理论重点。经典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在提出伊始涉及到的宏观背景和前提假设不仅可能与现实有所差异，也与中国国情有所出入。因此，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相关政策以促进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开启时，应当将注意重点更多地放在全面推动人力资本深化、大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充分开发劳动力（尤其是年长劳动力）资源、加强生产与科技创新的紧密结合等方面。

第二，把握未来中国人口长期动态。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顺利实现要求政策制定者对未来中国人口将长期处于深度老龄化水平的境况有较为清晰和正确的认知。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相关政策不应将目标的达成寄希望于低迷生育率的反弹。尽管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探索并运用政策手段去刺激生育率以求出生人口的增长，但事实证明这些政策对生育率的提升作用相当有限，这一基本判断在我国同样存在。在我国总人口规模大概率进入长期负增长的未来，今后二十年左右的一段时间内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资源供给会持续减少，将政策注意力主要放在提升生育率以期恢复既往年轻化的人口结构不符合中国的人口发展规律和趋势。因此未来的政策重点不应放在如何改变人口结构上，而是应该着重于考虑如何使社会适应新的人口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这也是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实践价值所在。如何在他国的经验基础之上根据我国未来人口常态利用政策手段组合对社会经济进行引导和治理将是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大公共治理议题。

第三，秉持供需两侧双管齐下策略。与传统人口红利相比，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所要面对的宏观环境更为复杂。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龄人口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中的比重也逐渐上升，老年群体将会对社会运作过程产生愈发重要的影响力。这不仅会从劳动力市场、投资和储蓄等方面对供给侧产生影响，也会从消费行为、风险偏好等方面对需求侧产生影响，因此充分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就需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进行政策指引和治理。目前关于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理论探讨主要还是围绕供给侧方面展开，然而随着银发经济这一概念的提出，从需求侧开启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思路业已打开。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转、投资需求进入常规增长周期的当下，可以预见的是消费需求将在未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侧驱动力。银发经济概念与这一现实趋势相契合，能从需求侧对开启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产生极大助力。目前我国正在深化供给需求双侧改革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同时科技创新正不断重构我国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从供需两侧对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进行双管齐下的开发与目前我国的宏观发展战略高度一致，也顺应了我国未来的发展思路，选择供需两侧双管齐下的人口治理策略将对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产生长远的助推作用。

可以预见，人口结构的变动将会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共同塑造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新型关系，传统的人口概念和经济理论亟需更新以适应新的发展趋势。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构建正是我国学者对传统理论的重构作出的重要尝试和贡献之一，也是中国学界“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学术宗旨体现。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口逐渐步入负增长阶段和老龄化持续深化已成为基本事实，传统定义中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也正随之不断加速缩减。拘泥于以往的理论框架对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中国乃至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悲观预期。因此，发展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在人口老龄化不断深化的宏观背景下中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机遇和可能，应当是实践积极老龄化战略的重要理论探索之一，相关的概念重构和理论创新将对指导和促进可持续均衡发展产生深远意义，为人口老龄化时代推开一扇新的人口机会之窗。

原载于《治理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