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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成为全球常态,养老正演变为一个具备鲜明国家特征的综合治理议题。“中国式养老”脱胎于此背景而“立题”,既植根于学理性的术语革命,又回应了国家话语体系和话语能力建设的价值要求。本文在此基础上于人口高质量发展中审视中国式养老,提出中国老龄社会治理天然包裹着家庭与性别议题,中国人的家庭特质与中国老年人的性别及队列差异将形塑“中国式养老”的需求结构和资源格局,由此聚焦性别和家庭双重视角来反思新时代中国式养老的“破题”,强化性别意识以具体诠释其高质量发展、依托家庭建设以凝练其治理特色及创新实践,助推老年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和老年人口高质量发展。

养老是人类社会的固有主题。它既是个体与家庭生命周期的必经阶段,也是国家福利和社会责任的集中体现。随着人口老龄化成为全球常态,社会经济转型和生活方式变迁亦不断加快,养老正逐渐从一个社会功能和公共服务问题演变为综合治理议题。一些先发老龄化的发达国家已遭遇若干养老困境,凸显了当代老龄社会中养老问题的治理难度。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其老年人口占全球老年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其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面临繁重复杂的养老任务。随着中央相继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高质量发展”等命题和要求,如何实现老年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和老年人口高质量发展成为重大治理议题。高质量发展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生存发展,将凸显并放大个体和群体的差异化,中国人的文化和区域特质、中国老年人的性别和队列等差异都将深刻塑造“中国式养老”之形貌。本文从分析中国式养老的“立题”入手,在人口治理转型背景中审视其发展,聚焦性别和家庭双重视角来反思新时代中国式养老的“破题”,以期助推老年人口的高质量发展和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有序实施。

一、“中国式养老”的建构机制分析

尽管先发进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经历长期养老探索并为全球社会提供了若干应对经验,但制度安排与治理模式具有鲜明的国家特征,尤其是随着中国从高速发展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已很难继续通过直接借鉴他国经验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2019年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和2021年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先后强调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应对老龄化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在“中国式现代化”主题下强化部署,指出“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此背景下,“中国式养老”到底是一个基础性科学问题,还是脱胎于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亟须厘清其“立题”脉络,回应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实施的具体诉求。

(一)“术语革命”:中国式养老的学理建构逻辑

术语是在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中用于表示专门概念的称谓集合,是人类认识世界和促进交流的最基本工具之一。“中国式养老”作为一个术语固有其生成的现实背景。养老不仅关乎人类共性需求,也饱含国家特性和文化个性,尤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还具有特殊性,我们面临的是老年人口规模最大、老龄化速度超快、地域辽阔而地区差异巨大的社会中的养老问题。自2000年中国进入老龄化阶段以来,养老研究规模快速扩大。以中国知网(CNKI)为例,将“中国”加“养老”作为关键词的文献发表量和引用量分别从2001年的49篇和206次增至2022年的312篇和6492次。其主要关注点包括孝亲敬老的文化传统、中国家庭养老格局(包括代际互动、居住安排等)、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体系(包括9073/9064/9055/973等分析)、中国养老政策过程(如“试点先行、渐次推进”等机制)、大国养老模型构建(如“城乡统筹”“区域均衡”等目标)等[1](PP49-61)[2](PP69-72)[3](PP1-16)。现有研究已形成丰厚积淀,既涵盖“私”领域的养老方式和养老内容,也涉及“公”领域的养老服务和社会治理,既尝试解析中国老年人的族群特性,又试图把握时代特性和区域特质,并以“中国式养老”为核心而发散或重构出系列概念,形成了一场“术语革命”。

一方面,“中国式养老”源自对中国养老实践渐进式发展的不断注解。“养老”一词本就具有中国特色,取“奉养老人”之意,与其对应的相关英文词汇如pension、elderly care service等均不足以诠释其内涵与外延。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是带着“养老”的文化历史基因步入全球性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在“养老”之前缀以“中国式”,体现了一种对历史性与现代性的整合冲动,强调其“过程性”,也带有“对话性”——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交流共性并明确个性。尤其不同于西方国家以个体主义为主要基础而发展出的社会文化和保障制度,在家国一体和关联主义[4](PP41-47)的框架下,中国人对“养老”及其中的公—私边界有着本土化的解读。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经历了多重变革乃至重构过程,如养老保险制度从非缴费的福利型向缴费为主的保险型转变、养老服务资源配置对政府部门壁垒的破局、城乡和区域间的发展不均衡问题、现代性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冲击等,种种围绕“养老”展开的本土探索,其症结之凝练和解题之线索多可在“中国式”框架下寻得回应。另 一方面,“中国式养老”强调本土化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国情特质。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外学界多以“负担”或“困境”等“问题化”视角看待人口老龄化,这几乎成了传统老龄研究的“根隐喻假定”。随着研究和认识的深化,人们意识到老龄化没有好坏之分,对其只能适应,或能延缓却不可逆转。人口老龄化不是一个可以“解决”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如何扎根现实情境以更有效治理的发展性问题。世界各国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挑战加剧的难题,尽管有通用性的政策工具和举措手段可供选择和交流,却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系统解决方案。尤其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人口大国来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在2020年已达到2.64亿,至2050年则将近5亿,届时预计占中国总人口30%以上和全球老年人口20%左右。目前看来,人类社会从未具备面对如此超大人口尺度和超复杂地域范畴的养老经验,“中国式养老”所反映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社会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生态地理环境中发展和呈现的“养老”格局,亟须建立本土化的理论解释和实践经验。

(二)“话语更新”:中国式养老的价值建构逻辑

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特定的话语体系必然包含特定的概念和价值取向[5](PP94-101,P173)。在全球化重启和世界秩序重构的当下,提振国家话语体系和话语能力建设具有传播国家信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等重要治理价值。养老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核心议题之一,“中国式养老”以术语为理论内核,却常以话语为表现形式。2019年《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提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并对“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和“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进行部署;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与“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并置,又将“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列为首要工作重点;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指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这些表述体现了最高层级的国家意志和治理定位,“中国式养老”正在老龄社会治理的国家战略框架下逐步实现话语升格。

在此背景下,探究“中国式养老”问题不必拘泥于意识形态视角,更应关注其“话语更新”背后的现实价值和学术意义。国内现有养老研究仍相对较热衷于诠释、理解和回应西方理论,而中国养老格局中的宏大叙事和创新实践常常被置于证伪或证实西方理论通用性的研究套路之下,欠缺有效的理论突破和标准革新。一方面,关于养老及老龄化的通用评价指标在中国养老研究中无法回避,却应在本土化建构中被不断发展。例如,使用60岁或65岁的单一生理年龄来界定“老年”门槛、以人口抚养比或老年抚养比等指标来衡量老龄社会的劳动力压力等,这些指标都具有“模糊性”,不仅无法动态反映当代人口发展成果,也忽略了“人口”内部的队列和群体异质性,可能形成社会抚养能力的“放大与缩小”效应[6](PP3-22),也可能会对中国的人口寿命均等化和健康水平提升、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阶段性、社会保障制度的均衡性等问题形成误判[7](PP32-47)[8](PP38-50)。虽然已有学者尝试从性别、健康、受教育程度等维度修正相关指标[9](PP94-107)[10](PP25-29),但仍需进一步锤炼其本土适用性。另一方面,基于传统国别研究的相关评价体系仍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国家的国情和文化欠缺了解或理解。例如,经济学人智库(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简称EIU)曾于2015年发布包含81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死亡质量排名报告,中国在其中位列第71名[11],其中“护理质量”和“姑息与医疗环境”板块分值尤低。这让我们不禁发问,强调“儿孙环绕”“老死牗下”的中国式“养老送终”与强调医疗环境与护理质量的西方式“临终关怀”到底孰优孰劣?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生老病死有其共性需求,更有强烈的个性特质,这已不仅仅是评价指标体系优化的技术性问题,而指向话语体系和话语能力的有效构建。

(三)对“中国式养老”进行理论整合的必要性

“中国式养老”的生成逻辑是学理演进和话语建构的交织并行,并不断与其所处时代情境相互磨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遵循新的国家战略要求,亟须进一步完善理论整合以具体回应新的人口条件和发展环境下的治理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要“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将现代化建设与人口发展并题。人口既是现代化的条件,也是其目的。而人口老龄化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人口发展的最核心议题,“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与“人口高质量发展”以及高质量发展整体格局互嵌互构。“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必然是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国家战略框架下审视“中国式养老”逻辑,“高质量发展”将凸显和放大老年人个体、老年人群体以及不同老年人口队列的差异,“中国式养老”在关注老年人共性需求的同时要更加关注个性问题。中国老年人有哪些族群特性及特定养老需求?高质量发展格局将如何重塑中国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禀赋、不同经历的中国老年人有哪些异质性?不同家庭、不同社区、不同地区的中国老年人的情况又如何?中国式养老会通过人口和产业的传导而产生全球影响吗?面对以上种种,我们已没有系统的外部经验可资直接借鉴,只能扎根中国现实并统合科学规律和治理要求以重新出发。

二、在人口高质量发展中反思中国式养老发展

“中国式养老”面对的是一个老龄化常态化的超大规模社会中的养老问题。一方面,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老年人口提供有效养老支持是一个重大治理命题,何况这一庞大群体内部还存在巨大异质性,除了共性的基础养老需求,还将呈现愈来愈多的多元化、个性化以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另一方面,老年不是孤立的生命阶段,老年人也不是孤立的人口群体,我们必须在个体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期、人口生命周期的框架下识别老年人口的现实特征和有效需求以回应“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治理诉求。

(一)应对中国老龄化天然包裹着家庭与性别议题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中国社会常态,它由人口寿命普遍提升和生育水平普遍降低所共就。前者促成老年人增多和高龄化凸显而形成长寿化驱动的“顶部老龄化”,后者导致出生人数减少则形成少子化驱动的“底部老龄化”,二者缺一不可。与人口老龄化一样,人口负增长也是人口发展的一种规律性趋势,我国人口自2022年起已趋于进入负增长区间。在国际迁移水平较低的条件下,我国当前人口负增长主要表现为“生育主导型负增长”,这是低生育率长期持续的自然结果;然而伴随人口老龄化不断深化,我国人口未来会呈现出生减少和死亡增加并行的“双驱加速型负增长”。据测算,未来30年间我国平均每年老年人死亡数将高达1500万,年度出生人数低于死亡人数将呈现为一个较长趋势。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是人口发展的一体两面,人口负增长的治理核心是对少子老龄化的有效应对。毫无疑问,少子老龄化将成为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12](PP4-5,PP38-53)。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与“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并置,已指明我国当前人口治理的核心主题和工作要点。

从一定意义上讲,“老龄化”必然包含“少子化”,因就老龄化的生发机理而言,任何时代和任何地区都不可能出现“多子化”的老龄化。当前社会舆论以及学界中都较强调“少子老龄化”,主要出于人们对低生育水平问题的担忧和关注。这也提醒我们,老龄化问题不只是老年人的问题,而直指个体生命周期和家庭生命周期议题。少子老龄化的内在逻辑本就涉及“一老一小”,而“家家都有老小”——“老”和“小”共处于“家”,并直指家庭的两大基础功能——养老与抚幼。不仅如此,承担养老与抚幼的中坚一代,则既是“老人的子女”又是“孩子的父母”,凸显出劳动适龄人口群体的“工作—家庭”平衡等问题,更带出其中的女性全面发展议题。即便仅仅聚焦养老制度安排本身,当前老年人养老的现实问题和未来养老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也都要求兼顾“一老一小一家”,这不仅关乎家庭照护资源配置、未来养老人才储备等议题,还涉及家庭建设、性别平等、代际公平等命题。这是积极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发展中国式养老所不能回避的背景与事实。

(二)中国家庭对养老的自主消化与赋能赋意

中国家庭是中华文明的本源型制度之一,在漫长历史中保持了巨大的内在稳定性。尽管随着生育率低迷、家庭小型化、人口流动性加剧等趋势的长期持续,中国家庭的内部资源规模趋于减小,但面对社会压力和外部风险的激增,传统家庭伦理及观念的黏合作用仍在发挥,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家庭网络化现象涌现[13](PP113-132,P207)[14](PP46-66,P205),甚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增强了小家庭的凝聚力,这在年轻人结婚买房、老年人异地养老并帮助照看孙辈等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历经变迁,中国家庭始终是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养老场域及资源枢纽。在面对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压力时,国家和社会正在承担愈来愈大的公共责任,但中国家庭在养老中从未缺位,即便在国家主导构建的以“居家—社区—机构”为主体的当代养老服务体系中,家庭养老的基础性地位亦举足轻重。中国家庭自主地、惯性地承担了大量社会保护责任和消化了大量社会转型成本,为父母“养老送终”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是中国人的“文化潜意识”之一,也是中国养老传统的底层逻辑之一。

与人类其他文明不同,中国家庭不仅是生产生活的基础单元,还是秩序单元、治理单元与教化单元,更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家庭在中国具有一种本体论地位,强调生活共同体和生命共同体的联结,这也构成了中国式养老的功能性框架之一,即通过家庭拓展其治理机能及工具。一方面,中国家庭通过有效的代际互动推进了家庭功能和资源整合。“多世同堂”是中国人的传统代际理想,中国家庭制度的核心之一即是代际机制,家庭基本功能均由其推演,例如,养老——代际维系、抚幼——代际延展。因此子孙奉养老人和老人参与隔代抚养等代际互动行为不仅具有实用性,更具有伦理性和道德性。即便在个体主义价值、现代生活方式和社会流动性的冲击下,当代亲子家庭网络之间的联结反而趋于加强,对于独生子女则尤甚。这种机能强化具有“辐射性”,即将养老、抚幼、弱势成员保护、突发事件应对等功能性行为一揽子纳入整合性框架,而不必归于个体主义下家庭内交换的“斤斤计较”,可充分注解中国家庭的治理价值。另一方面,中国老年人行为模式所呈现的族群特质可置于家庭框架内被理解。中国的儿女大多不会认为父母养老的主要责任只在国家,而“花儿女的钱”和“花国家的钱”来养老对中国老人的文化含义亦迥异。中国人在养老中具有文化种群特征,兼具情感含义和伦理道德价值的养老传统塑造了中国老年人独有的需求和行为结构,这使养老在中国家庭主义的框架内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意义空间。例如,与西方高龄老人“小病当大病说”以引起看护人关注等行为不同,中国老人群体中未显著观察到这一特点,甚至常有反向行为呈现,即老年人因不愿过多影响子代的工作或学习而选择“大病当小病说”和“小病不说”。这种现象的文化逻辑及其伦理含义很难在个体主义的框架下被理解,却可顺畅纳入“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的中国传统家庭主义框架下予以充分诠释。

(三)高质量发展格局拔升了中国养老的复杂性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发展模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所谓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式养老注定要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这是一个不断认识并积极回应老年人及其养老需求发展复杂性的长期过程。一方面,中国老年人口的群体和队列差异趋于不断扩大,不仅表现在人口学差异上,也凸显于经济禀赋、健康行为、教育经历、工作和生活模式等方面;另一方面,老年人口养老服务需求差异不断扩大,对性别、年龄、区域、家庭及居住模式等将更加敏感,而“老有所养+老有所为”的双线服务加压也更将增加其复杂性。此外,随着人口负增长的惯性显现和发展不确定性增加,未来还将涌现若干阶段性或特定性养老需求和治理要求,尤其是殡葬服务、安宁疗护等公共服务需求即将飙升。中国式养老当对这些复杂性有精确回应,而综合当前人口态势和治理节奏,首要面对的应是老年人口及其养老需求的性别及队列差异,这将直接影响养老需求结构及资源配置格局。

事实上,性别问题本就是老龄研究和养老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老年女性与老年男性不仅在经济禀赋、居住安排、生活方式等方面表现不同,更在健康模式以及更具体的衰弱模式、失能和残障模式、临终和死亡模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例如,老年女性与子女同住的比例显著高于男性,这与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长、女性更有可能参与孙子女照顾等因素相关,不同性别老年人的代际互动机制和养老居住安排由此趋于不同。又如,女性的预期寿命显著高于男性,老年女性受共病困扰相较男性为轻,但高龄男性的衰弱患病率却显著低于高龄女性,这也使不同性别老年群体的医疗照护资源需求存在较大差异。这些性别差异与老年人口的年龄队列差异以及“世代效应”的叠加,还会进一步增加养老需求的多样性和养老资源供给的复杂性,并将随着人口高龄化不断深化而愈加凸显。

更为重要的是,性别问题在宏观上还将影响人口老龄化进程,进而波及养老的整体性格局。我国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起长期超出正常区间,女婴长期累计减少降低了预期育龄妇女规模,进而导致出生数的持续缩减,并造成老年人口比例相对趋高。有研究表明,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累积效应已造成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约1.5个百分点,而在TFR(总和生育率)仍保持不变的情境下,至本世纪末将累积抬高4个百分点左右[15](PP969-992)[16](PP3-18)。经过长期积极的治理,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正趋于下降,但人口的“慢变量”属性使得这一过程预计仍须持续二三十年才能使出生性别比回归常态。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治理现实,但也无形中为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优化养老事业布局提供了治理及政策空间。

此外,性别平等作为最重要的制度条件和治理环境,将参与刻画一系列社会价值观,尤其包括与家庭相关的观念和价值,并最终影响两性格局、代际关系和养老模式选择。随着生育政策宽松化的推进,近期性别平等研究较多关注家庭婚育观念变迁,因其将直接关联生育水平并最终影响老龄化进程。与此同时,由于女性常常承担较多家庭照护责任,当前育儿压力问题已经引起对“双重剥夺”“母职惩罚”等女性发展问题的讨论,在老龄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中国家庭势必面临日益明显的养老压力,未来家中“一老一小”是否会形成“照护挤压”现象?工作—家庭失衡时是否会产生“养老惩罚”的诘问?这些问题已不仅仅是养老或家庭照护问题,还涉及社会性别格局和性别分工等命题,研究者和实践者当未雨绸缪。

三、聚焦家庭和性别视角优化中国式养老的治理空间

从“立”到“破”,中国式养老不能只是纯粹思辨的结果,而应同时面向扎实的调查研究和实证探索,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治理要求下建构中国式养老的理论话语,并落脚于充满现实挑战和富于动态变化的中国养老实践之中。综合当前养老研究与实践现状,结合前文的分析,本文仅聚焦家庭和性别视角探讨中国式养老的若干治理选择。

(一)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筑牢“中国式养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命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需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其实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和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下审视老龄国家战略的实施和中国式养老的发展,应探讨和凝练其逻辑原则。

其一,在共性基础上强调特性,于全球化中呈现中国化。老龄化作为一种全球性人口现象,养老作为一种世界性治理议题,各国发展进程和政策模式既有共性也呈现特性。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较早,在应对养老压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这锚定了探讨中国养老问题的坐标与路径,需与全球经验教训不断对话以有效驾驭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与国际社会养老实践的普遍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探究“中国式养老”的高质量发展。

其二,在现代语境下强调历史,尊重传统从而建构当下。文明乃历史之总和,每一种文明均有其特殊性和历史延续性。我们正为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而努力,而“现代化不仅是技术和市场的产物,也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17],须于理解中华文明传统的基础上构建既尊重中国国情又适应现代化要求的老龄社会治理模式和养老制度发展模式。

其三,在科学底色中强调话语,正视挑战并重凸显优势。“瑜不遮瑕,瑕不掩瑜”。只有立足于科学现实,既不盲目乐观也不盲从他人,在有效识别自身优势的同时不忘短板,明确中国式养老高质量发展的具体逻辑和抓手,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

此外还必须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口老龄化的内在机理和中国式养老的发展逻辑都涉及全人口全生命周期的主题,并必然要求关注家庭与性别议题。无论是从人口格局和老年队列特征来看,还是从文化特质和治理特色来看,重视家庭建设和强调性别意识都应当成为发展中国式养老的工作重点和突出特点,这不仅关乎养老需求和养老资源的多元化问题,还与养老观和养老模式的本土化、养老研究实践的科学性等息息相关。

(二)强化性别意识以具体诠释养老高质量发展

其一,推进养老政策及相关社会政策贯彻性别视角。目前,“性别平等”从整体而言已有较好制度性保障,在女性权益保护和促进女性就业等具体领域也有较好表现。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讲,社会分配的不均等往往与性别议题相交织,相当多的公共政策还错把“性别平等”等同于“性别中立”,反而在某些领域加重了社会性别的不平等。我们的养老政策及相关社会政策可以率先尝试在社会性别的视角上走得更远,综合“性别”的生理先赋性与“性别角色”的社会建构性,理解老年男性和老年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不同角色,为不同性别老年群体的差异化养老需求提供包容性。

其二,在养老服务规划和项目设计中考虑性别差异。不同性别老年群体不仅有差异化的养老需求,对共性需求也存在不同的优先次序和方式偏好。尤其是随着高龄化加深,失能和残障老年人的规模势必不断扩大,这将在未来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从现有研究来看,不同性别高龄老人的失能规律差异较大,且失能老人对日常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等养老服务的需求程度和需求方式存在较大性别差异,甚至其背后的照护者群体所需要的社会支持也有性别差异。这需要在养老服务规划和项目设计中全面纳入性别视角,考虑供需双方的现实需求及其满足机制,不断优化中国式养老的精准治理水平。

其三,关注弱势女性群体的养老需求。尽管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体制持续扩大完善,但由于就业率与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女性在社会保障参保率和福利待遇方面仍处于相对劣势。尤其是女性因从事非正规就业或因生育抚育退出劳动力市场而导致社保缴费中断,会影响其老年时期的社保福利待遇。不仅如此,女性预期寿命相对较长,在老年时期特别是高龄时期的丧偶率较高,所能获得的家庭支持也更为有限。当前老年女性的健康模式和居住模式(如寡居相对较多)以及整个社会的制度惯性,均使老年女性对家庭支持和公共服务系统的依赖程度一直相对高于男性,但相关的公共政策对此却基本保持了所谓性别中立。随着女性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优势逐渐显现,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异有望进一步缩减,但公共政策对此仍须特别关注并予以推动,以保障未来医疗与养老转移支付的性别差异得以大幅缩小乃至消弭。

其四,推进中老年女性社会参与,引导支持其储备照护技能。在现有人口劳动就业格局下,50岁及以上女性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相对较低。中老年女性人力资源是宝贵的生产性要素,却过早退出正规劳动力市场,而现行制度和文化观念却还在持续弱化其社会价值。应推进中老年女性社会参与以激发性别—年龄红利。例如,可鼓励支持其接受护理类培训,建立家庭护理人才储备机制,不仅可回应其家庭养老护理需求,还可以随时对接养老产业与职业发展需求。

此外,还要重视老年女性的经济禀赋和消费模式变化。未来十年间,我国将新增超过两亿年轻老年人口(60-69岁),他们拥有更好的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和经济禀赋,如何开发利用其人力资源及所蕴含的消费潜能,是养老产业乃至银发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也是中国式养老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之一。从现有研究来看,新一代围老期(55-59岁)和初老期(60-64岁)老年女性的消费观松动程度和行为可塑性都优于男性,应关注并适时规导。

(三)依托家庭建设强化中国养老的治理特色及实践创新

其一,树立积极老龄观和新时代家庭观,落实“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家庭伦理、孝亲敬老文化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基础之一,但在新时代和新形势下也应去芜存菁和与时俱进。在全面提升养老公共服务水平的同时,完善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和安宁疗护制度,在全社会开展科学的老龄教育和死亡教育,于传统礼俗文化与现代殡葬制度之间寻求平衡,推进殡葬制度改革以提升人口死亡质量。引导和支持不同年龄和代际群体有意识地进行全生命周期的养老准备和家庭财务规划,优化中老年群体的技能禀赋及就业环境,有效充实家庭养老资源储备,积极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向加强人们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转变”的要求。

其二,将支持家庭作为中国养老制度安排的重要特色。当代中国社会赋予家庭重要的职责与地位,但对家庭的制度性支持却非常有限。尽管国家在养老建设中正在承担愈大的责任,但中国家庭在其中充当了“守门人”,更提供了“润滑剂”。应在养老领域的公共政策制定、实施及评估的全过程植入家庭视角,以家庭整体作为家庭政策的对象,有效提振家庭能力和扩展家庭资源,并积极进行政策工具创新。例如,可考虑在完善税前扣除、引入家庭申报等制度的前提下进一步探索家庭税制创新,探索医疗保险的家庭成员转移机制创新,以及探讨将家庭成员承担失能或残障老人长期照护服务纳入社会保险范畴的可行性等,尤其还要考虑不断强化其适度普惠型。

其三,夯实“一老一小”服务,发挥家庭的“辐射效应”并避免“照护挤压”。将“一老一小”作为养老政策和家庭政策的共同抓手。家庭照护是一切照护模式的基础性要件,它可以内在地整合面对不同代际的照护对象,并天然包含代际、两性等多种组合形式和亲子、配偶等多种成员关系。同时家庭功能还具有“辐射性”,可以一揽子包裹养老、抚幼、弱势群体保护、突发事件应对等议题,应予以制度性支持。

其四,帮助个体实现工作—家庭平衡,推进性别友好型和年龄友好型社会建设。家庭的很多需求具有阶段性和偶然性,例如老年人突发疾病、意外受伤等,需权衡家庭资源以考虑优化配置,构建针对家庭全生命周期的支持体系,推动形成对性别友好和年龄友好的社会环境。在推进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有序实施的过程中,还要在强化家庭建设基础上探究老龄社会治理的中国方案,赋予家庭更大自主权的基础上精细识别和精准应对差异化养老需求,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四、小结

近年来,养老问题在民生领域和治理格局中的重要性不断升格,尤其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立“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要求“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并“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在此背景下,“中国式养老”既立足于学理性的术语革命,又脱胎于国家话语体系和话语能力建设的价值要求,由此得以“立题”。

养老模式具有鲜明的国家特征、群体特质和文化属性。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人口大国,老年人数最多、老龄化速度极快、区域差异巨大,应对养老的任务也相对更繁重和复杂。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有敬老孝老的家庭文化和社会风气,更有代际和谐、睦邻友好的社群氛围和居住传统,为中国式养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中国式养老”注定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探索过程,学界在这一主题框架下已有扎实的集群成果涌现,尤其是围绕养老服务与养老金制度、健康促进与照护制度等已形成系统研究并深入推动了治理实践。本文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新视野中重新审视中国式养老的发展节奏及创新空间,由此聚焦家庭和性别视角以期为其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新的“破题”思路或切口。未来30年间,生育低谷、退休高峰、高龄高峰、死亡高峰等人口现象将先后叠加,届时我们的“养老”又将何处安放?加快探究“中国式养老”,通过持续创新以满足全体老年人的支持和照顾需要,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重大治理议题,亟须更多的“破题”。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本文来自《妇女研究论丛》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