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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良好社会氛围，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教授受邀中国老年报《养老 专家谈》栏目，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基础理论、公共政策、社会治理等进行系统总结，对养老服务业发展面临的难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提出合理化建议。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自2000年到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由8821万增长至19064万，增长了1.16倍；所占比重由6.96%上升至13.5%。2021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数量超过2亿，占总人口比重的14.2%，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我国人口老龄化表现出人口规模最大，老龄化发展迅速，地区和城乡差异巨大三个主要特征。

老年人口规模最大。联合国2019年预测数据显示，全世界2020年中有7.27亿65岁及以上人口，中国占世界老年人口的23.67%，而中国大陆总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18.2%。到2050年全世界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将增加到15.49亿，中国老年人增加到3.66亿，占比保持在23%左右。中国的老年人口总量将在未来半个多世纪中始终保持在世界第一的位置。

老龄化发展迅速。按照国际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7%，为进入老龄化社会，14%为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20~21%为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西方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一般历经100年左右的时间，而在我国，整个进程仅用了34年，只有西方发达国家三分之一的时间。从今年开始，1962年及以后出生高潮期的人群将逐渐进入老年，我国将迎来持续十多年的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都快速增长的阶段。

地区和城乡差异巨大。我国于1999或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但各省（市）进入老龄化的时间差距非常之大。上海早在1979年就进入人口老龄化了，而青海等省区至今还没有达到人口老龄化的标准。近几十年的人口迁移使得老龄化的地区差异更加明显，人口迁移会直接影响一个地区的老龄化过程和整个国家的格局。此外，由于农村年轻人口的大量外出，我国农村老龄化程度普遍高于城市地区。这种地区和城乡老龄化的差异，也成为我们应对老龄化战略必须考虑的基本国情。

对老龄化的认识和应对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老年和老龄化的定义，老龄政策的性质和内涵也取决于对老年及老龄化的界定。联合国在二十世纪50年代确定了传统老年标准，此后的几十年间世界经历了快速的人口和健康转变、疾病谱和流行病学变化以及经济社会关系变革，导致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死亡模式发生重大变化，已经与当年确定标准之时发生了巨大改变，因此需要对老年定义或标准进行重新审视。

年龄别死亡概率是人口学和公共卫生用来研究人的生命周期过程中死亡模式的重要参数，一般把千分之一死亡概率当做老年期开始的年龄.按照这个标准，上海人口在1981~2010年这30年间，人们的衰老推迟了9年，或者说现在70岁人的生命状况，相当于30年前60岁的人。世界各国也有很多类似的研究，并经常被用来论证传统老年定义必须改变。

年轻人和老年人都是相对的概念，他们共同的参照应是预期寿命。传统的老年年龄标准是后顾性的，它告诉我们一个人已经存活了多少年，但忽视了人口预期寿命的变化，因此是一种不完全的衡量方法。

奥地利学者舍波夫和桑德森近年来有关老年定义或老年标准的重新思考与测算方面的研究影响很大。他们建议将预期寿命减去15年，作为老年定义的全新标准，这样随着人口寿命的不断提高，老年标准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当然这样确定有一定的随意性，基本是考虑了老年人领取养老金的平均期限和养老金长期均衡等问题。也有学者建议保持目前对各年龄人口分类，但可以按生命周期的一定比例，比如20%、60%和20%，把人生分成少年儿童、中青年人和老年人等几个不同的阶段。

传统的老年定义已经不能准确地反映人口变动包括人口老龄化的客观现实，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对老龄化社会的认知和相关的应对策略。更新老年定义及其相应的指标体系不是一个数字游戏，需要一个过程，是一个严肃的学术、政治和社会议题，也必然会影响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各种制度和政策设计。重新思考老年问题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式，政府、大学、社会和媒体应当积极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应对老龄化的讨论，消除对老龄化的过度解读，推动建立积极老龄化的理性社会氛围，在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