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策论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人类社会常态，这使老龄社会治理形成全球性战略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宏伟目标。而届时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时候，老年人口规模也将超过4亿。目前来看，人类社会从未具备应对如此超大尺度人口系统和超复杂性地域范畴的老龄社会治理经验。这意味着如何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尚无系统的他国经验可供中国借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我们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我们需要深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情境和发展需要，在关注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人口规模、经济体量、文化传统和家庭模式等特征和特色的基础上，寻求新时代老龄社会治理的“中国之道”。

一方面，尽管应对老龄化挑战的主要障碍已不全是“未富先老”，但“未备先老”“慢备快老”“晚富早老”等现象依然有所呈现，现有治理模式及制度安排对这些变化仍缺乏结构化和系统性的反应及适应，相应治理研究亦存囿限。例如，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础治理理论尚未廓形，尽管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老龄社会治理的宏观发展路径已有塑形，从中央到地方都已针对老龄工作形成了初步宏观治理格局，但现有涉老制度与政策安排仍未全面脱离传统管理模式，诸多问题尚未澄清，例如现行老年和老龄定义是否合理、老龄社会的就业形态和福利模式会否颠覆、传统文化在老龄社会中的作用机制等，这使得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础治理理论尚未形成，具体的治理体系尚未落实，因而亟需突破。

另一方面，中国国情及其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使得走出一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特色之路就必须基于中国思考，尤其要科学识别“中国特色”和努力夯实“中国优势”。例如，重视和支持家庭建设就是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点和特点。与西方“国家—社会”为主的二元治理模式不同，中国的人口治理格局其实是一种“国家—家庭—社会”的三元均衡并呈现若干结构性优势。中国家庭通过传统和伦理弥合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并在国家治理的框架下使家庭和个体及至人口之间形成了一种自发的约束和协调机制，家庭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之间提供了缓冲，这是中国当代人口治理模式的重要特征乃至优势之一，应深入发掘并形成特色方案。

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我们不仅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还要尝试思考为世界贡献中国的治理智慧，这不仅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胡湛：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教授